“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句流传于上世纪中国农村的俗语，正是御医派“七分养，三分治”学说传播人史士昊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1964年出生于山西阳泉的史老，成长在中国最为困难的时期，他的儿时经历恰似一代人的缩影——虽充满物资匮乏的艰辛，却也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史老每当回忆起儿时的艰苦岁月，眼神里总带着几分凝重与温情。他说，当时一家七口仅靠父亲在煤矿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和母亲挣的工分维持生计，全家一天连半斤粮食都吃不上。他描述小时候的自己，脑袋大、脖子细，细脖子撑着大脑袋晃晃悠悠的，一看就是严重营养不良。即便如此，最困难时他们还得吃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发芽的麦子，“那面啊，都带着一股发霉的味儿。”说起这样的食物，史老只是淡然道：“那时候哪管有没有毒、健不健康，能吃上就不错了。”

衣服几年都添不上一件，缝缝补补，个个衣裳都是大窟窿小眼儿的，通常是哥哥穿完弟弟穿，直到无法缝补为止。即使参加工作后，自己的衣物依然有限，“我第一次见她（现在的爱人）的时候，穿了四件衣服，这四件就是我仅有的全部衣服。”他解释道，天冷了就全套上，暖和了就一件一件往下脱。

当史老回忆起儿时居住的房子，同样是简陋不堪——全家挤在两间土坯房里，那房子是用碾碎的玉米、小麦秸秆混合黄泥巴制成坯块搭建而成的。与富人家“卧砖到顶”的房屋不同，史老家只能勉强盖起“斗砖房”（砖块立着摆放以作防护）。家里的家具更是寥寥无几，仅有一个洋灰板做的薄柜子，用来存放衣物和被褥。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史老却自小展现出惊人的善良与担当。他回忆道，有天中午正准备在家吃饭，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后，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那孩子望着他手中的饭碗，不停地咽着口水，史老立刻明白了祖孙俩的来意。尽管自家粮食也很紧张，但他还是撒了个“善意的谎言”：“我家大人不在家，看你们像是没吃饭吧？正好我今天多做了两份饭。”说着，他便把自己碗里的粥倒进了老奶奶的饭盆。回到屋里，他又劝弟弟妹妹匀出半碗粥，再次送给了那对祖孙，而他自己，却饿着肚子跑回了学校。每当谈起这段往事，史老总是淡然一笑：“我当时就寻思，少吃一顿饿不死，反正晚上还有饭呢！”

从小到大，史老的成长始终深受着姥爷与母亲的影响。他的姥爷曾是敌后武工队的外围民兵，在抗日战斗中负伤，留下了慢阻肺的后遗症。姥爷不仅英勇无畏，更以清廉自持——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尽管身为村长，却始终坚守原则不占公家便宜，带着家人“撸草籽儿、挖树皮”艰难度日。史士昊的母亲同样是一位坚强正直的女性，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仍旧坚持学习，最终取得了初中文化水平；无论做什么事，她总是先考虑他人，再顾及自己。正是这样的原生家庭环境，孕育了史老坚韧不拔、一心为百姓服务的坚定信念。

多年以后，史士昊始终记得姥爷咳喘不止的模样，也记得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的背影。那些年饿着肚子走过的路、吃过的苦，为他树立了重视知识和教育的榜样。咽下的艰辛，没有让他怨天尤人，反而沉淀成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他常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可命里头得有他人。”这份从泥土里长出的善良与坚韧，最终指引他走上了行医之路，用一把草药、一颗真心，去温暖更多曾和他一样无助的人。

史老童年记忆里最深的烙印，并非饥饿，而是母亲在灶台前悄悄将最后一把米添进邻家饭盆的身影。后来他行医走村串户，总随身带着干粮，生怕哪个病人家里揭不开锅。有年轻学生问他：“您怎么总为别人想这么多？”他笑了笑说：“因为我知道，一碗粥，真能救一条命。”因为那段儿时艰苦岁月让他明白，真正的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康复，更是生活的希望。看来，物质的匮乏不会局限一个人精神的高度，爱与坚韧，恰恰能在最荒芜的土壤中开出最绚烂的花。